第二.革命与反革命:抗击殖民，抗击专制
在全世界范围内，当人们使用“电影”一词时，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意识地指代一个电影，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已经被创造、制作、工业化、编程，然后在世界的银幕上放映：欧美电影.
这种电影逐渐将自己强加给了一群被统治的民族。由于无法保护自己的文化，这些民族被各种、巧妙表达的电影产品系统地入侵。这些产品的意识形态从不“代表”他们的个性、他们的集体或私人生活方式、他们的文化代码，甚至从不反映他们特定的“艺术”、思维方式或交流方式——总之，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这家电影院提供的图像系统地排除了非洲人和阿拉伯人。
对我们来说，仅仅把这部电影当作外星人来拒绝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损害已经造成。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更好地分析它。我们会看到，这些电影从未真正关注过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中东人民。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充满了所有的剧院，并占据了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城市的银幕。
在所有国家，除了西班牙，电影都服从于社会现实。电影是制作它的社会的反映。国家凌驾于电影之上。在俄罗斯这个唯一进行过社会电影实验的国家，电影生活在红色专政的阴影下，坚定不移地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在德国，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已经说过：“电影将歌颂英勇、武力，甚至暴力，只要这符合爱国理想。会是这样，否则什么都不是。” 事实上，以希特勒的情人莱尼·里芬斯塔尔为主要人物的德国电影——更确切地说，纳粹电影——已经开始为国家利益服务。这也发生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尤其是北美，虽然美国白宫还没有正式攻击好莱坞。但我们都知道，NRA [国家复兴管理局] 及其社会改革在电影中有着积极的宣传力量。尽管美国电影诉诸一种被包裹在表面上充满活力的生活中的阴郁多愁善感，依赖于身体完美的年轻形象，同时也只是在外表上宣扬清教徒的概念，但它的真正用途是作为服从国家的正当理由。无需深入挖掘，就能看到导演的社会特征如何影响了它。依靠身体完美年轻的形象，同时也仅在外表上宣传清教徒概念，其真正用途是作为服从国国家的理由。无需深入挖掘，就能看到导演的社会特征如何影响了它。依靠身体完美年轻的形象，同时也仅在外表上宣传清教徒概念，其真正用途是作为服从国家的理由。无需深入挖掘，就能看到导演的社会特征如何影响了它。正因如此，当美国“制片厂”出现试图揭露或提出社会现实问题的电影时，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彻底的分析，并试图找出它们背后隐藏的东西，以便它们能够发行到欧洲市场。并不是说我们否认国的制作创造了革命性的电影。事实上，UMBRAL 中的这个专栏已经突出了其中一些。而在今天的专栏中，出现了一部革命性的电影，其展览激起了整个欧洲公众的热情。我们开展的工作有一个目的：引导公众并保护公众免受针对反革命电影的轻率运动。
第三.制作自己的电影
每天的创作动力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彻底改变占主导地位的欧美生产和分销网络与我们必须控制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生产和分销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电影人之间以创造性和刺激性竞争的精神，我们才能取得艺术进步并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我们首先要控制自己的市场，满足自己人民解放屏幕的愿望，然后与其他人民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平衡交流。
我们必须改变支配与被支配、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屈辱关系。
一些评论家逃离了这种灾难性的状态，认为电影仅限于西方、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精英，或者他们给我们的电影制作人披上了兄弟家长式的外衣，忽视和抹黑我们的作品，指责我们，在短期内迫使我们正式和道德上的“模仿”——准确地模仿我们谴责的那些电影院——以便为国际电影所熟知并被接纳；最后，迫使我们屈服，放弃我们自己的生活、创造力和战斗力。
自从我们独立以来，我们的许多电影制作人都证明了他们作为导演的能力。他们在生存和继续工作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因为他们的电影很少发行，也没有任何援助。由于完全缺乏全球文化政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电影沦为异国情调和情节性的子产品，仅限于节日的审美评论，虽然不可忽视，但还不够。
跨国电影公司 50% 的利润来自第三世界的银幕。每年有数千万美元从我们的大陆“收获”，带回原来的国家，然后用于制作再次出现在我们屏幕上的新电影。
因此，我们每个国家都在不知不觉中为巴黎、纽约、伦敦、罗马的电影制作贡献了很多钱。我们无法控制它们，也没有获得经济或道德利益，既不参与生产也不参与分销。然而，在现实中，我们被迫成为“联合制片人”，同时我们的资源被掠夺。美国允许不到 13% 的外国电影进入其市场——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巨头控制的欧洲子公司制作的，这些公司实行绝对的保护主义。
电影在建立人们的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是一种卓越的机制，可以深入我们人民的思想，影响他们的日常社会行为，指导他们，并转移他们对历史性国家责任的注意力。它强加了陌生和阴险的模型和参考，并且没有明显的限制鼓励我们的人民采用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和沟通模式。这损害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阻碍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兄弟和朋友之间的真正交流，这些兄弟和朋友在历史上已经团结了数千年。
这种通过图像传播的疏离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它是阴险的、没有争议的、“被接受的”、看似无害的和中立的。它不需要武装部队，也不需要那些寻求维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人民之间分裂的人的永久教育计划——我们的弱点、屈服、奴役以及对彼此和我们自己历史的无知。我们忘记了我们积极的遗产，通过我们的祖先与全人类团结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进程没有发言权。
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试图阻止向其他国家描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国家的价值观。如果他们欣赏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他们可能会积极回应我们。他们相信自己“优于”我们，优于我们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的角色。我们不是提出孤立，对所有西方电影关闭我们的边界，也不是任何将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分开的保护主义。我们希望作为主权民族在我们自己的特定文化领域中生存、发展和参与，并在我们现在被排除在外的世界中履行我们的责任。
殖民主义之夜在我们中间引起了许多争吵。我们尚未评估全部后果。自从我们被迫进入殖民统治关系以来，它毒化了我们与其他民族的潜在交流。我们经常对彼此有偏见和错误的想法，并带有种族主义的烙印。被殖民化后，又被帝国主义更恶毒的统治，我们对这种事态不负全部责任。然而，一些知识分子、作家、电影制作人、思想家以及我们的文化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也应对这种永不满足的统治负有责任。仅仅谴责我们的统治是不够的，因为帝国主义者为自己的利益制定了游戏规则。
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电影制作人意识到，仅靠电影无法改变我们的不利地位，但他们知道这是最好的教育和信息手段，因此也是团结的最佳方式。我们必须组织我们的力量，重申我们不同的创造潜力，并填补我们国家、地区和大陆电影院的空白。我们必须本着平等、尊严和正义的精神，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人民之间建立交流与合作的文化关系。我们有意愿、有手段、有才能去承担这个伟大的事业。
如果不组织我们的资源，我们就无法在国内蓬勃发展。数十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知识分子、电影制作人、技术人员、作家、记者和领导人不得不离开我们自己的国家，往往不顾我们自己，最终为那些不需要我们、滥用职权的国家的发展和过度发展做出了贡献统治我们。
这将持续下去，直到我们掌握文化和经济战略的关键重要性，并创建我们自己的电影制作和发行网络，将我们自己从所有外国垄断中解放出来。
